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葉石濤

葉石濤先生，童年時曾受漢文啟蒙教育二年，八歲入末廣公學校，十四歲入台南州立台南二中(今台南一中)。青少年時代，即喜好文藝，透過日文閱讀世界名著。當時，文化協會的政治、社會、文學活動都熱烈地展開，但對這個蝸居自我世界的文藝少年，並未產生直接的影響。中學三年級時，葉石濤開始以日文寫小說，第一篇作品是以獨白得形式描寫鄭成功三代的「征台談」，開啟了日後他在「歷史小說」的獨特地位。碰到年輕作家時，業學長常勸他們不妨從荷、鄭時代的台灣歷史取材，因為那是一片豐富而又值得開拓的園地，有取用不盡的素材。而且，在戒嚴時期及所殘留的教育體制下，台灣史再有意的壓制而顯得偏枯、貧乏，若有更多的小說家，肯從中取材、轉化，對台灣史的傳佈，也會有救偏補弊之功。業學長的歷史小說，從量的方面來說，雖然不足以稱豐沃，但是他所跨出的卻是最艱難的第一步，非常富有啟示，也是我台南一中人熱愛鄉土、眼光獨到的典範。 一九四三年春天，葉石濤先生中學畢業後，隨即應聘到「文藝台灣」雜誌社擔任助理編輯，一年因他對自己的浪漫主義文學觀有所反省、批判，才辭去編輯工作，回台南任立人國民學校教師；不久，他被征召入營為帝國陸軍二等兵。葉學長從返鄉之後，直到戰爭結束，他很慶幸能有機會埋頭閱讀有關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許多文獻和雜誌，立志「盡一己棉薄之力量，為發揚台灣新文學堅強的民族精神而奮鬥」。然而隨著「光復」到來，葉學長面對著從日文到中文，從異國人重新做為本國人，以及其他社會與生活適應的種種細節問題，但是他卻滿懷雄心壯志，積極參加文學活動，也很快的改用中文，在報章副刊發表作品。直到一九四七年不幸的政治風暴發生，許多作家「死的死，逃的逃」，一九五一年，二十七歲的葉學長也受到白色恐怖之害，因研讀馬克思著作而鋃鐺入獄，使他親身體驗到這種政治悲劇對台灣文化人內心的嚴重斲傷。 一九五四年葉學長出獄，回鄉一看，面目已全非，而且家中書籍盡失，他便在蒼白，迷惘中度過難捱的一年，第二年為了謀生，流徙在偏僻地方的小學任教。向其他台灣文化人一樣，不得不效今人三緘其口，而且當時的反共文學，業學長自認是為徹底的旁觀者。直到一九六五年，進入台南師範學校進修時，封凍了十五年的寫作之蟲，才又抖擻精神重新出發，到目前為止，整整三十個年頭未曾停止過，又是小說，又是評論，完成了「台灣文學史綱」及他個人圓熟的文學風貌與重要作品。一九六九年，葉學長獲頒第十屆全國文藝協會評論類獎章，他在文學批評上的成就，正式獲得肯定；一九八零年，他更獲頒第十屆巫永福評論獎，確立了他載台灣文學評論界泰斗地位。八零年代迄今，又先後榮獲鹽分地帶台灣文學貢獻獎，個人著作精鼎獎(兩次)、台美基金會人文成就獎和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貢獻獎等。並且擔任過國家文藝獎、教育部小說獎、中國時報、聯合報、自立晚報、府城文藝獎、南瀛文藝獎…，諸多重要文學活動的評審委員，一方面發掘、提攜後進，也藉以提出自主性文學理論，深受各界推重。 在他重新出發的六零年代，正是現代主義文藝盛行的階段，但葉先生和他同世代的作家，早在青少年時期即透過日文研讀過現代主義前衛作家的作品，並已認清他們世紀末的本質，而確切地體會到台灣文學該走的是反映現實主義與本土化的道路。因此，以評論家身分出現的他，除積極肯定鄉土文學的價值，並在以小說家身份出現時，率先倡導寫實的鄉土小說。在低層社會流浪、漂泊、受苦的一群是他所著力的對象，尤其是致力於刻畫任人踐踏、侮辱而無力抗爭得悲慘靈魂—妓女，以及勇於反封建、反父權的女性。雖然當時讀者因受時潮影響，未能 確切認識葉石濤先生小說的價值，但是在「鄉土文學論戰」後，鄉土寫實小說以躍為文壇主流的今天，我們回頭重讀他這些小說，實在不得不為其驚人的寫作才華及先見之名所懾服。前輩校友中，法政理工的傑出者眾，而如葉學長在文壇獨領風騷的，實在是鳳毛麟角了。 七十二高齡的他，近年來儘管深受糖尿病引起的是力惡化所苦，但是創作力仍相當驚人。今年他暫時放下小說創作，急著要把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學史料翻譯出來；而做為一個小說家，葉學長既是這時代少有的見證人，他的小說自然具有文學與歷史的雙重意義，更是台灣文學的瑰寶。